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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故事

【一中故事】我了解的联中

发布时间:2020-10-05 21:36:16浏览次数:31549

一中人讲一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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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时光像歌,诵唱过往;岁月如酒,历久弥新。

  每个一中人都拥有一份关于一中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退,有些却会随着岁月的沉淀更加清晰。为了保留、发掘这些珍贵的一中记忆,在一中建校8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特编印了《一中故事》一书,用故事留住过往,用经历雕刻岁月。

  全书共分为镌刻历史、传承精神、飞扬青春、畅抒情怀、筑梦未来五个篇章,收录一中师生回忆文章68篇,记录了历届校友、师生在一中的学习成长、工作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是真实的感悟、真诚的怀念,也是最接近于真实的一中历史。

  观览一中故事,追寻先贤足迹,追溯一中历史,在80年的岁月长河里穿行。透过这一段段有温度的文字、一张张有故事的图片,我们仿佛听到了豫北五联中校园里的书声琅琅,看到了太行星火下一中先贤们伏案备课的身影。于是,一中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在心底逐渐清晰,一中教师勤奋质朴、敬业爱生、至善至美的形象在眼前愈发高大,同时也更感知到了肩上所承载的时代责任。

  一中人讲一中事,用历史致敬未来,我们在路上。



我了解的联中

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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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0 月,太行豫北联中(新乡市一中前身之一)师生共同建校

  1.父亲带着我去豫北联中驻地北湾村


  1943年秋天,父亲又从前线回来,这次他要带我走向另外的一个地方——豫北联中。


  告别了三年来一起生活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父亲带着我离开位于任村北大庙的学校。


  到了豫北联中后发现,学校处在东西走向深山大峡谷的淅河中游一个叫北湾村的地方。从这里逆河而上向西去50里,到了山西省境内。若顺河而下向东去30多里,就走出了大峡谷。大峡谷边缘的小盆地是敌我拉锯区。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建设红旗渠,豫北联中所在的北湾村被淹没,成为“弓上水库”的库底,自此北湾村成为了历史。


  2.豫北联中真奇妙


  到了豫北联中后我很高兴,这里是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虽然有时还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到枪炮声,但不像任村抗日高小那样每天都在枪炮声中度过。相对和平安静的环境,更利于我们集中精力多学习一些知识。


  这里的同学全是身强力壮的青年人,玛俐(后改名为马力)年纪小一点,也比我大两岁,其他男女同学都是我的大哥哥和大姐姐,我心里便觉得有了依靠。


  北湾村的北头有一个老乡的水力磨房,水力磨房流下来的水浇灌着学校的小片开荒菜地,萝卜,白菜,大葱,青菜……还有一种青棵菜,我叫不出名字。菜棵能结出像老家的柿子一样大的果子,我觉得很稀罕。后来才知道,这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洋菜,它的名字叫西红柿。我们隔三差五就能吃到这些水灵灵的新鲜蔬菜。豫北联中真奇妙啊!


  3.豫北联中全体师生积极参加对日寇的反扫荡斗争


  刚到学校不久,形势就变得紧张了。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师生们一共编成了三个队,一个队跟随县游击队学习军事,参加战斗;一个队跟随区武工队,埋地雷,传送消息,帮助老乡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学习做群众工作;第三个队是我们女生编的一个队,我们逆淅河而上,避开敌人的扫荡,去西边太行山深处,往山上运送土豆、种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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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太行豫北联中参加豫北战役组织担架队

  出发前,李子康校长做临战报告,为师生们做思想动员。李校长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


  4. 壮美的歌曲充满校园,成为我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我们学校于1944年下半年从深山之中迁移到了盆地边缘靠着山边的河口村。在这里,举目远望,豁然开朗,天高地宽了,我们的胸怀也开阔了,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我们得知苏联红军浴血奋战,突破了敌人对莫斯科的包围。这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场的中国,对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新的形势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壮大,为稳定我们的学习环境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我们豫北联中迅速掀起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


  那时,不知学校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了许多苏联小说,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毁灭》《母亲》《保尔·柯察金》《复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我们发疯似的如饥似渴地阅读。


  同时,学校还传进许多苏联歌曲,现在仍然记得的有《骑兵进行曲》《快乐之神》《风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我国的许多抗战歌曲也一起在学校传唱起来了,如《松花江上》《保卫黄河》《五月的鲜花》《抗大校歌》《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八路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月里来好春光》等。还有一些 20世纪30年代进步电影的主题歌,如《渔光曲》《夜半歌声》《梅娘曲》《马路天使》等也一起走进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堂课。我们心情愉悦,陶冶了情操,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加深了对革命的理解。毕业于延安鲁艺的朱炎老师,辅导我们演出了《劳动舞》《兄妹开荒》《小放牛》等秧歌剧目。1945年元旦之际,我们组织了二部轮唱《边区新年歌》。这段读书歌咏生活,使豫北联中的学生们热血沸腾,激情万丈,个个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


  5. 多才多艺、亲如长辈的学校领导和老师


  我刚入校时,豫北联中的校长是共产党员李子康,副校长是无党派人士张雪邨,教导主任是董世彦,副教导主任是张卒中,老师有朱炎等人。校长李子康负责全面工作,副校长张雪邨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每次转移到一个新地方找房子搞饭吃是张校长最上心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能有住处,有饭吃。


  学校的领导干部和个别老师是老红军,多数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信仰坚定,有文化,政治素质好,待人没有架子,随和亲切。我们始终在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之下生活学习,觉得他们就像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样亲切。


  我们学生搞文艺活动,他们只要不太忙都会参加。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圆圈,击鼓传花,老师同样要遵守游戏的规则。师生同乐,大家都非常开心。


  朱炎老师毕业于延安鲁艺学院,和我们的同学王玉琴组成了一个小家。朱老师善于画画,懂乐器,歌唱得好,只要敌情不紧张,环境允许,他总是认真地讲解,并进行表演,耐心传授知识和技能。


  副教导主任张卒中个子不高,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和蔼可亲,时常笑眯眯的,见了我们学生总要找个话题,说几句暖心话。当时我年龄最小,个子也低,又是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生活中长大的,无拘无束,活泼好动,像个男孩子,大家都喜欢逗我玩。开大会时,多数情况下因为人小,都让我坐前面。我们习惯在会前拉歌,欢乐一阵子。这时就有人逗我,把我拉到了张主任面前:“小王,你快叫爷爷。”说起来,张主任比我爷爷看起来还老相,他的亲热劲儿也像爷爷。虽然我心里热乎乎的,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张主任就一把把我拉到怀里,抚摸着我的头问长问短。


  学校就是我的家,很温馨的家。许多年后才知道,张主任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河南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曾被捕入狱吃尽了苦头。


  6. 我庆幸有机会到太行五联中学习和工作


  我很“走运”。1946年初组织把我安排到太行五联中学习和工作,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学校。



1946 年,太行豫北联中学生打柴不忘学习


  这个学校延续了1945年以前我们学校的“豫北联中”的“联中”校名,但变化太大了。较之从前,动荡的环境变得相对和平稳定,校址也固定了下来;过去学校以“跑反” 和反扫荡为主线,现在则把学习文化课作为主要任务。


  校部设在林县南端的临淇镇盐店街,街道是南北走向,100多米长。这里过去商贸比较兴旺,路东有许多店铺门面房。学校的大门很宽,可以同时通过两辆木轮车;院子很宽阔,有许多平房, 有的房前还有一个小场地,像是过去做生意时的交易平台。我们把一些房子作为教室,另一些房子作为住处。教室里的前几排有课桌,是用砖头垒的墩子,放上木板当桌子,凳子也是砖头和木板垒的,教室的墙上有一块泥造的黑板。


  我被编到高中部学习,课程有国语、英语、几何、代数、物理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了什么是文化课,感觉很新鲜,心里很满意。对于国语和英语课,我听得懂,尤其对英语课特别有兴趣。给我们上课的李惠民老师很有耐心,经常对我们进行个别辅导。数理化的课程因为没学过,很多时候我听不懂,学习起来比较困难,但我还是克服很多困难 , 充分利用一切时间拼命地学习。


  7. 联中的生活学习、教学配置、招生分配机制


  学校虽然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中,但遵循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校宗旨的原则不变,以培养八路军干部为目的,采取边学习边战斗的方式,着重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


  在生活和管理上,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军事化管理。学生中,既有青年学生,还有来自地方和部队的干部。对年龄虽有规定,但比较灵活。学生不是只进不出,根据战争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变化,随时都有学生被调走分配到急需的战斗工作岗位,也可以随时吸收符合条件的新生入校学习。学校的大门是随时开放着的。


  联中设有初中班、高中班、师范班、前师、后师及干部班等。我和马力等同学就是作为干部学员调入学习的。当时,学校的学生很多,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名,住在东西上庄两个山村老百姓家的空闲房子里。大一点的房子作为教室,桌凳也都是用砖头或土坯垒起墩子放上木板。学员住的宿舍是打地铺。在一个院子里的大槐树上吊了一个大铁钟,一位管生活的老师按规定时间敲钟,指挥全校师生的作息。


  8. 联中的历任校长


  由于处在战争时期,学校干部尤其是领导的调动非常频繁,校长、主任经常变换。


  在临淇镇时的校长杨待甫同志和书记兼副校长杨蕴玉同志为夫妻二人。他们均是抗战前的大学生,是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地级老干部,有理论,有方法。杨校长经常给学员做形势报告,从国际形势到学校工作侃侃而谈。


  第二任校长贾云标同志,他是从太行七分区专署副专员岗位上调到我们学校的。1949年任平原省新乡市委书记。


  第三任校长赵霖同志,是个民主人士,1949年后曾任平原省政法委主任、省府委员等职。


  第四任校长刘兴家同志,说着一口四川话,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从部队调到我们学校。他和气耿直,喜欢打篮球。


  这四任校长的任职时间是从建校初期到1947年秋,每个人在学校工作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联中的最后一任校长是王大海同志。他也是红军时期的干部,1947年秋从太行七地委调到学校任职的。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教导处工作一年多了。1949年春,学校完成历史使命,大海和大家一起结束了在这个学校的生活和工作。他在学校的工作时间比前四任校长合起来的时间都长。


  由于他在五联中工作时间长,在师生中间影响也就比较大。特别是后来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一批批学员经他组建成为“南下工作团”,从中原到南方,跟随解放军主力部队一起战斗并留在陆续开辟的新解放区,开展创建新政权的工作。据了解,在“文革”前,经大海同志送出去的我们五联中的同学,在南方多个省份担任当地市级、县区级领导干部,福建省的县领导班子里竟有约二分之一的主要领导人是五联中毕业的学员。每逢过节,总有一批干部寄信贺年,几十年中大家从来不以大海在省内的行政职务称呼他,一直尊敬地喊他“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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