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联中参战记
李惠民
1947年,我在林县合涧镇上庄村太行豫北联中(新乡市一中前身)任中学部七班班主任。我所回忆、记述的是联中师生在豫北战役中参战的情况。
1947年3月,太行豫北联中参加豫北战役组织担架队
1947年3月25日,豫北联中奉命参战。学校决定由干中5个班,中师1个班(六班),中学七、八两班的学生和教职员共250余人参战。决定下达后,师生欢喜若狂,整装待发。在那个时代,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要为战争服务,所以师生们平时就有思想准备,一声令下,决心书、保证书如雪片般飞向校部。各班的动员会很简单,只是通报一下各战场的战况,着重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参战师生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要说做思想工作,主要是针对那些年龄小的、有病的同学。不让参战,他们的思想工作反而很不好做,有哭的、闹的,也有不吃饭的,最后只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硬让他们留下,协助村上的群众做些支前的工作。
3月26日我们整队出发,奔赴辉县杨吕川太行军区后勤指挥部,总指挥长是陶鲁茄,副总指挥长是贾云标。贾副指挥长是太行五分区专署的副专员兼太行豫北联中的校长,他对豫北联中师生的情况很熟悉。27日指挥部分别下达具体任务,干中班的学生多是从各县区抽调的优秀区干部或村干部,年龄较大,共产党员多,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把他们三两人分为一组,任务是调集、带领担架队、运粮队、破路队等;也有留到指挥部的,到某县、某区、某村协助村干部组织动员群众,组成各种队伍。学生们虽然年纪轻,可是责任心强,思想过硬,办事认真,不畏艰险。为了争取时间,他们日夜兼程,按指挥部的要求,按时按量、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调遣。在战时,行动的速度很要紧,兵贵神速,在路上说是走,实际是一溜小跑,而且路上支前的人很多,不论大道小道,都是人流,争先恐后,有部队,有民兵,有担架队、运粮队,还有运柴草的。有时齐头并进,有时穿插前进,在解放区的后方,呈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运粮队受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为了行动方便,每人只准担60斤米面。担架队多数由20人组成,4人一副担架,带有餐具和盛水的用具,这是为伤员准备的。行军途中,常遇敌机扫射,他们听到敌机的声音,便就地隐蔽。有的民兵用步枪向敌机对射,敌机一过,随即赶路。集结以后,各担架队、破路队都是按班、排、连的形式组成梯队,交由部队直接指挥,运动到战斗前沿地带。战斗打响以后,部队先将伤员抬到救护所,由医务人员进行临时性包扎、服药,根据伤势的轻重和医疗难度,确定送往何地医院,对伤员的姓名、年龄、籍贯、部队番号进行登记,在表上签署治疗和转送意见。担架队队员除了给伤员喂饭、喂水,还要给伤员带上一些食品,送往指定医院;完成任务后,返回指挥部重新组合,接受新任务。在整个战役中,担架队随部队运动、转移,所以干中班的学生担负的任务很艰巨,流动性大,任务紧,危险多。因工作分散,教师已经不知他们的去向,直到战役结束后,他们才三三两两陆续返校。破路队是当时地方上的一种特殊组织,他们平时准备的有炸药、铁杠、钢钎、榔头,还有卸道钉等工具。一到战时,他们在部队或民兵的掩护下,破坏敌人所占领的桥梁或铁路,以阻击敌人的增援力量和运动速度。破路就是将铁轨上的道钉卸下一部分,一排人用铁杠撬着铁轨,连同道木来个大翻身,如果情况允许,就把铁轨一节一节地卸下抬到较远的地方埋起来,战后再抬走做农具。行动中往往会遇到敌人的疯狂袭击,还会有伤亡,据干中班的学生说,他们所带的破路队曾出动两次破路(新乡至汲县段、汲县至淇县段)、一次破桥(汲县城北的淇河桥),每次都遭到敌人的袭击。
中师六班由韩名世、王用纯两位老师带领,全班30余名学生奉命到辉县杨吕川组建一个轻伤员医院。该院医务人员虽已先到,但准备尚不就绪,六班的师生随即包揽了全部的护理工作。我和两名女生及一位叫刘福林的男生奉命到辉县西平罗的西南方向,组建一个重伤员医院。我们到那里以后,已有4名医生、5名护士先到。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我们先找村干部交谈,然后了解环境,看到已腾出14间病房,因都是群众住房,很分散,墙黑窗小,光线不好,空气也不太流通;另外还有一间房子,开门一看,存放的是几口棺木,这让我们的思想霎时沉重起来,也有了情况严重的思想准备,于是更是抓紧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首先,我们和群众一起,用石灰水粉刷墙壁,起到干净、明亮、消毒作用。然后打地铺,铺上干草、麦秸,用砖圈上边,铺上白布单子,就成了病床。接着将村上的壮年男女组织成护理组,由医务人员讲解护理知识,我们也参加学习。4月5日,医院开始接收伤员,不到5天,伤员已达40余人。这时,我们确实感到手忙脚乱,日夜不停地干,还有干不完的活儿。护理小组分三班轮替,我们4人负责带班,定岗以后,我们也参加护理。后来,医院病房增加到20多个,伤员近百人,每班30余人护理。
我们像侍候自己的亲人一样喂水喂饭,翻身盖被,可谓无微不至。有的伤员由于伤势很重,疼痛难忍,精神十分痛苦,很容易发脾气,与医护人员和来帮忙的群众产生一些小摩擦。这时我们就要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对群众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大会讲解,小组讨论,比学赶帮,翻身不忘亲人解放军;对伤员通过谈家史,讲故事,传播前方胜利战况,增强其战胜困难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感动伤员。特别是重伤员,我们都能做到亲自护理,在护理中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有时有重伤员想起来坐一坐,我们就把他抬起来,自己坐在他的背后,弯下腰,两手撑地,让伤员靠在自己的脊背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伤员感觉很舒服,而我们却被压得腰椎酸疼,呼吸困难,满头大汗。那时的条件很差,室内的空气不流通,伤员的伤口也往往容易感染化脓,满屋都可以闻到很浓的腥臭味。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和伤员攀家常,讲故事,找开心话聊天,只要能博得伤员的一丝轻松或微笑,我们就感到十分高兴。当时我们想,战士们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受点累又算得什么?这个村有个小泉,还有一个蓄水池,每个班的护理人员都要将换下的绷带进行清洗,绷带上有血有脓,当时没有肥皂,都是用草木灰淋下的水,再加上点石灰水,一遍遍地洗、搓、捶、冲,直到干净为止,然后晒干,卷齐,交医生用蒸笼消毒灭菌,准备复用。
最伤感的是处理牺牲人员的后事。从开始到我们离开医院,我记得先后埋殡了七位战士。给他们洗脸,穿衣(换上新军衣)入棺、埋葬、竖立纪念桩,全是由我们师生、医生和村干部做的。这些最可爱的人,从他们入院到牺牲的时间内,我们几乎参加了对他们护理的全过程。他们英勇杀敌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他们受伤以后所承受的痛苦,我们更清楚。遗憾的是,那时用的纪念桩全是用较粗的方木做成的,上面写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部队番号、牺牲时间等。
中师六班组建的医院距我院约20里,我曾去参观学习,交流经验。总的来说,学生毕竟和群众不一样,有文化、觉悟高,又是一个完整的集体,没有家务事连累,所以他们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条不紊。他们医院入院的人多是轻伤员,护理内容和我们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的规律性更强,换班时间很准,出勤很齐。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做得特别突出。在护理过程中,他们一有空隙就给伤员讲故事、传消息、唱歌、读报,教伤员识字画画;他们还为伤员组织晚会、联欢会,搀扶伤员去外面走走看看,有说有笑,军民关系十分融洽。他们的卫生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室内室外干干净净,除了给伤员洗衣洗绷带,还给伤员洗头洗脚;有的还用野草、树枝、野花布置室内外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在伤员中,经常有康复归队的,所以做慰问袋、纪念品、组织欢送会成了他们常见的工作内容。
最令人难忘的是6月中旬,师生们奉命准备撤离医院,每个学生都想给伤员留下纪念品,多数人是做慰问袋、针线包,形式多样,精工细作,袋上都绣有“早日康复”“杀敌立功”之类的祝词。那时候,学生手里都没有钱,袋里装的多是毛巾、牙刷、牙粉、柿饼、红枣之类的东西。离院的头一天,师生分头送给伤员,并向他们辞别。各个病房霎时沸腾起来,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完的鱼水情,有笑声,也有眼泪……双方都留下了通信地址,希望以后可以再联系。第二天早饭后,师生们在整装时,两种意料不到的情景发生了。第一个是伤员对师生进行反慰问。从物资方面,可以说伤员们一无所有,谁知他们在头两天把每次分配到的熟鸡蛋都悄悄藏下作为慰问品,有的用军帽、军衣扣作纪念,也有做慰问袋的。这次场面激动人心:师生们再三说明只留情、不留物,但无论如何也也说服不了伤员们。二是师生开始整队时,那边伤员们也整队了——他们要为师生送行。伤员们有拄拐的,有相互搀扶的,他们边走边呼口号:“向同学们学习!”“向同学们致敬!”有的直呼学生的姓名,还有喊弟弟、妹妹的。一时间,伤员、学生拥成一团,祝愿、道谢,含泪告别,挚情绵绵,难解难分。直至上午10点左右,师生们才算走出村庄。遥望亲人,相互招手,无情的山岗遮住了双方的视线,但每个人的脑海里一直翻腾着三个月里的许许多多。